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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由于计算机五十年前的造价高得惊人,除了政府部门和军方,只有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才用得起。银行里有大量的简单的计算,主要是账目上的加加减减,不需要复杂的函数功能,比如三角函数、指数对数函数等等。因此,就需要有一种专门处理大量数据简单运算的程序语言。六七十年代的主流高级程序语言COBOL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COBOL的全名为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CommonBusinessOrientedLanguage)顾名思义,它是针对商业数据处理的程序语言。虽然COBOL不是由IBM制定的,但是,IBM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制定它的六人委员会中,有两个是IBM的人。COBOL语言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程序语言,但是会写COBOL程序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收入远比今天的软件工程师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年轻人进入计算机软件的领域。IBM的研究水平很高,还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因此,它在商业竞争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IBM在计算机领域基本上是独孤求败。IBM公司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地逃过历次经济危机,并且在历次技术革命中成功转型的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BM仅仅是一个大型计算机制造商,并且在微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它已经过气了。其实IBM并没有这么简单,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公司(consultingcompany),第二大软件公司,第二大数据库公司。IBM有当今工业界最大的实验室IBMResearch(虽然其规模只有贝尔实验室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专利申请大户(以后我们还要讲IBM对专利的态度),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源(OpenSource)的Linux服务器生产厂商。澳门网上赌场送彩金让我们顺着斯库利的思路,看看信息科技领域和自然界的一些共性: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而不是群雄争霸时期),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斯库利把它比喻成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地统领好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一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一个老三)。剩下来的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总的来讲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但是却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市场,它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老大总是密切注视着老二,并时不时地打压它,防止它做大。老大和老二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剩下的小企业,这样就让这一群小的企业能有挣一些小钱的地方。这里面的百分比数字70、20和10是我加的,因为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的市场份额大抵如此。

澳门网上赌场送彩金让我们顺着斯库利的思路,看看信息科技领域和自然界的一些共性:当某个领域发展成熟后(而不是群雄争霸时期),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个行业一定有一个老大,斯库利把它比喻成一个猴王,它是这个行业的主导者。毫无疑问,它虽然想顺顺当当地统领好整个行业,就像猴王想让猴子们永远臣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遇到一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也就是老二(也许还有一个老三)。剩下来的是一大群小商家,就像一大群猴子。老大是这个领域的主导者,不仅占据着超过一半,通常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并且制定了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老二有自己稳定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市场份额,有时也会挑战老大并给老大一些颜色看看,但是总的来讲是受老大欺负的时间多。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虽然多,但是却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甚至更少的市场,它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老大总是密切注视着老二,并时不时地打压它,防止它做大。老大和老二通常都不会太在意剩下的小企业,这样就让这一群小的企业能有挣一些小钱的地方。这里面的百分比数字70、20和10是我加的,因为信息产业大公司之间的市场份额大抵如此。在我个人看来,小华生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将IBM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而是将计算机从政府部门和军方推广到民间,将它的功能由科学计算变成商用。这两条使得计算机得以在公司、学校和各种组织机构中普及起来。十几年前,当计算机在中国还不很普及时,如果做一次民意调查计算机是干什么的?我想,八九成的被调查者都会认为计算机是用于科学计算的。而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题目需要计算。如果将计算机局限于科学计算,它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普及。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计算机可以单纯用于存储信息、处理表格和文字、编辑和打印文章。但是在五十年前,能够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小华生看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是他天才的地方,另一方面是IBM长期制造表格处理机械的公司,了解这方面的需求。如果说终结AT&T帝国的内因是华尔街和AT&T自己的贪婪和短视,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从外界彻底击垮了这个帝国。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固定电话几乎是人类唯一的交互通信手段,因此,只要在这个产业中占领一席之地,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由着它的波浪推着前进。AT&T一百年来就是这样。它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还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但这些丝毫伤害不到它。也不能阻止它一次又一次的形成垄断。

本来,摩托罗拉是最有资格领导移动通信大潮的,很遗憾,它只踏上了一个浪尖就被木工厂出身的诺基亚超过了。奔腾的诞生,使英特尔甩掉了只会做低性能处理器的帽子。由于奔腾处理器的速度已经达到工作站处理器的水平,高端的微机从那时起,开始取代低性能的图形工作站。到今天,即使是最早生产工作站的太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以及以前从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苹果公司,都开始在自己的计算机中使用英特尔的或者和英特尔兼容的处理器了。现在,英特尔已经垄断了计算机处理器市场。兰帕德警告阿尔特塔:蜜月期不会持续一辈子澳门网上赌场送彩金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

一九九五年,可以说是AT&T公司的顶峰,接下来短短的十年,它便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AT&T不紧不慢地向上走过了百年,才爬到顶点,走下坡路却只要十年时间。(注:今天的AT&T是由当年小贝尔公司之一的西南贝尔公司几次以小吃大合并出的类似于水电公司的设施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在美国统统称为utility公司,毫无技术可言。)其实,从一九九五年起的这十来年间,AT&T本来有两次绝佳的发展机遇,2000年前后的网络革命,和从九十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无线通信的飞跃。AT&T不仅没有利用好机会,反而在这两场变革中丢了性命。下面这张图是从美国军方网站上找到的,大部分读者应该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但是,大家对它一定是似曾相识,因为这是美军在各种媒体,尤其是在电影中,通信兵最经典的形象。这位战士身上背的是摩托罗拉的SCR300背负式跳频步话机。它是一个可调谐的高频调频通信设备,重十六公斤,有效通讯距离十六公里左右。六十年前,摩托罗拉的牌子随着美军传播到全世界。一个成功的公司的早期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一般是一些非常爱冒险的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加入新开办的甚至是还没有投资的小公司,他们技术和能力非常强,常常每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因为早期的公司要求员工什么都得能干。他们同时对新技术非常敏感,否则他们在众多新兴公司中就不会挑选中那些日后成功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虽然善于开创,但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守成,而后者对于一个大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做事快,但是不够精细,因为在公司很小时,抢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会和新的管理层发生冲突——新的主管会觉得他们不好管。这就如同打江山的人未必能治理江山。这些员工很可能自己出去开公司。而即使留在公司的这些早期员工已经腰缠万贯,原先的动力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留住早期员工,并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成为了每一个上市的科技公司的难题。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

创业的过程本身是异乎寻常的艰辛。即使最后成功了,回首起来也是险情不断。一位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和我们讲,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前一家公司挣到了不小的一笔钱,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很快,两人上百万的积蓄就烧完了,他们艰难到用信用卡买设备,每月勉强支付出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运气很好,在这个时候找到了风险投资,融资几千万,但是,仅仅一年又烧得差不多了。好在当时两家垄断性跨国公司不惜成本地相互竞争,使他们渔翁得利,得以以一个很好的价钱(十几亿美元)被其中一家收购。但是,回想起来,成败就在一线之间。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在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看出决战操作系统的重要性,这样太阳公司和微软公司的竞赛还没有开始就先输了第一回合。这倒不是马可尼里无能,而是马可尼里等人的“思维”锁定在卖硬件上了。虽然太阳公司的工作站当年每台要上万美元、服务器要十万美元,但是比DEC的小型机和IBM的大型机便宜多了。在九十年代末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太阳公司的服务器和工作站销路太好了、太挣钱了。虽然太阳公司的中小企业市场份额不断被微软/英特尔联盟侵蚀,但是它也在不断占领原来DEC和HP小型机的市场并有足够的处女地可以开发。因此,它的整体业务还在不断扩大。这很像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虽然它的无敌舰队已经被英国人打败了,并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由于世界上可殖民的处女地仍然很多,支撑着这个海上老二繁荣了两个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全世界再无殖民地可开拓时,西班牙早期埋下的危机才表现出来。当然,衰落要比繁荣来得快,在很短时间内,西班牙从欧洲的富国沦为穷国。太阳公司也是如此。从1986年到2001年,太阳公司的营业额从2.1亿美元涨到183亿美元,成长率高达平均每年36%,能连续十五年保持这样高速度发展,只有微软、英特尔和思科曾经做到过。在这种情形下,很少能有人冷静地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危机。太阳公司当时不自觉地满足于捏SGI、DEC和HP这些软柿子、并沉溺于在硬件市场上的胜利,忽视了来自微软的威胁。但当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碎时,它以服务器和工作站为主的硬件业务便急转直下。2002财政年度(到2002年六月),它的营业额就比前一年跌掉了三成,并且从前一年盈利九亿美元跌到亏损五亿美元。太阳公司找不到稳定的利润来源和新的成长点,从此太阳公司便江河日下,一下从硅谷最值钱的公司沦为人均市值最低的公司。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而信用卡在网上使用经常发生被盗事件(比如商家是钓鱼的奸商,一旦获得买家信用卡信息,就会滥用其信用卡),安全性有问题。因此,需要一种方便的网上支付方式。

浪潮之巅第一章“帝国的余辉”登出来后,有一些朗讯的朋友和我争辩认为他们公司还在发展,并不只有余辉。我讲,你们是在发展,而且从语音通信量上看,不到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也不算慢,但是语音通信在整个世界通信量中的比重从占统治地位降到一个附庸地位。全世界能花在通信设备上的钱数几乎是一个常数(以每年几个百分点增长),而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了数据通信设备例如思科的设备,而不是传统的程控交换机上,(更何况思科也在抢交换机的市场)。虽然朗讯也可以做类似思科用于互联网的产品,但是,它们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了优势,在资金上严重短缺。思科扣除债务拥有一百六十亿美元的现金,而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如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等,扣除债务后是零现金或者是负数。因此,思科自从诞生,就处在了一个想不挣钱都难的行业,而朗讯则进入一个神仙也没办法的时代。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澳门网上赌场送彩金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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